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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
斐潜站在方盘城的城墙之上。
在后世的记忆之中,玉门关是残破的。
因为玉门关的历史,就是华夏中原人越发的龟缩的历史。放弃了的关隘,当然就丝毫没有了修葺的价值。从汉,到唐,再到宋,玉门关一路向东迁移,今天退后两百里,明天再退后两百里,然后最终直接消失了,根本无所谓关不关。
唯独只有汉初的玉门关,是向西拓展的。
西汉玉门关,从最开始的陇西,一直往西延伸。
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凿空西域,攻略西域的初期,统治范围在一步一步的扩张,大汉王朝最西边的治所也随之西移,玉门关自然不例外。
汉武帝为了拓土御敌,徙关拓边的举措无疑是当时来说唯一的办法,就像是后世某些国家偷偷摸摸的挪动边境石碑什么的,其实早在汉武帝的时候,汉人就已经在这么玩了。
不过遗憾的是,朝代更迭,其后的朝代似乎都没有汉朝时期的辽阔胸怀,所以最西边的治所也不再是西出,而是成为东移。
东汉到唐代,玉门关的关址又从敦煌西北迁到了敦煌以东的瓜州晋昌县境内。
唐玄奘出关之时,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道,『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说的就是已经退缩了的瓜州玉门关。
等到了在五代宋初的时候,玉门关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也就是最早的石关峡之处。
然后再往后,就连玉门关都没了,剩下的唯有嘉峪关。
有时候斐潜会略有些感慨,历史的真相或许未必就像是后世在课本当中,或是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站在后世的角度来看到历史上的一些观念,一些变化,很容易产生偏颇甚至有失公允。因为现代文明和现代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是和古人所不一样的,所以若是不能抛开现代的一些认知,不去考虑古人的立场,那么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像是和亲。
斐潜本人,其实也算是『和亲』政策当中的一份子。
如果将『和亲』政策宏观的去看,尤其是站在历史本身的角度去看,其实就是政治联姻。
有些打拳的,动不动就表示用某个女性的幸福去换取和平,是一种耻辱等言论,然后还能招来不明就里也不想要深究的某些人的附和赞许,其实多少有些偏激。因为从古至今,有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的好处么?真以为打拳就能获得利益?尤其是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可能相违背的时候。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身为王族的子女,在享受了王族的待遇,也同样要承担责任。男性作为质子,女性常常为成为联姻的工具。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与『和亲』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些王族子女都会去本国之外的地方,一旦走出去,那就是生死有命,都要有勇气,能豁得出去。
汉代初期的和亲政策,起初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毕竟匈奴是一个从春秋战国时就开始严重骚扰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那种等汉人秋收了就来抢,当汉人军队赶过去的时候,这些如同蝗虫一样的家伙便早已经跑没影了。等汉人想要去打的时候,他们就躲到大漠去了,而且居无定所,着实让从春秋到大汉的中原历代君王没脾气。
毕竟通讯全靠吼的年代,等大军收到烽烟赶过去时,东西早抢完了,跑了……
于是秦始皇到最后也只能是修万里长城。
秦国是真的想要打,毕竟强秦的名号不是随便说的。大秦东征西伐灭了多少硬骨头,不是打不过匈奴,关键是打不着。秦始皇也是没脾气了,就用了这招术,而且对华夏后世防御思想,也确实有些正反双方面的影响。
到了汉代,国土拓展,就像是斐潜当下所立的玉门关一样,一路向外扩大的时候,关隘可以挪动,但是这长城就没办法动了,可这些新打下来领土总不能不要,况且也有了百姓开拓边疆,已经开始繁衍生息了,总不能说丟就丢。
刘邦这个流氓头子,原先也是傲视天下,他当时刚刚统一天下不久,正在意气风发之时,估计谁都看不起眼,也想超越秦始皇,结果白登山之围让刘邦清晰地认识到仅以当时的军事武力,无法解决与匈奴争端,因此采取『和亲』政策,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换取猥琐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至于到了唐代,和亲又带了一点教化的味道,毕竟有大量的陪嫁的物品和工匠……
只不过对于这种和亲策略,或者大多数类似的国家对外策略,到了中后期,总是会被人为的玩坏掉。
长城,藩国,和亲等等,起初都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结果到了后面,崩了。
没人去想要『解决』,而是持续的『效仿』。
然后这种『效仿』,甚至一直绵延到了后世,隐隐约约的就在历史长河里面,有无数怀着恶意,或是愚钝的文人在高呼着,『不可开这个先例啊……』
究其原因,又是因为什么?
斐潜默然而立,目光悠远。
他这一次,带了很多的文吏。
这些文吏是真『自愿』前来西域的。
是真的自愿,而不是被迫自愿。
有时候,人类真心会给自己整出一些笑话来,就像是『自愿』原本应该是个中性偏向于褒义方面的词语,隐约包含着奉献和牺牲,可惜当所有美好的东西落到了资本家的手中的时候,总是能将其玩弄得崩坏,然后衍生出更恶劣的变化来。
这些文吏,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怀有一定野心,想要提升自我阶级,但是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合适方向的人。这种人不仅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在大汉当下有,以及在之后的封建社会王朝之中一样都有。
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些人游走于六国之间,用自己的才能换取一官半职,换取一个仰着头呼吸的机会,换取一个能够在青史留名的位置。
在大汉初期,刘邦身边也是大量汇集了这样的人,尤其是在秦朝打压之下的六国人。当这些六国人掀开了遮挡着他们的天花板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为了后来人的天花板。
到了东汉当下,在山东,普通的文吏已经没有多少晋升的空间了。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但是山东的那些掌权者,依旧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亦或是即便是知晓,但是既成利益体,也就装作看不见听不到不清楚不了解了。
曹操据说一度在冀州做了一些动作,也想要改变一些东西,但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弹,最终不得不暂缓……
这让斐潜觉得很可笑。
可笑的不是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那种贪婪。
身为政治层面的人物,已经可以说是基本上摆脱了衣食所忧,并且做得好的话,还可以为子孙后代谋取一份长期饭票,这已经算是连死后的利益的都已经照顾到了,可依旧是有人会不满足。
这些人,相对普通民众来说,显然是更有智慧,更有见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都没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思路,甚至是有意识的过河抽桥,对于后来人一味的压制和控制,而不是继续开拓……
封建王朝赢家通吃,到了资本主义依旧是赢家通吃,一点都没有改变过,更谈不上什么共同富裕了,员工多休一天假期,多拿一块钱的工资,都像是要了他们的老命。
在封建王朝,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地域基本上都算是无主之地,谁占据了就是谁的。
那么为什么走不出去,为什么都在叫难?
是谁走不出去,亦或是谁在喊难?
思想斗争是外在表现,理论纷争也是,实际上的本质依旧是权力纷争,是阶级的压制。
能舍得将权柄分出去的,总就是少数。
因为担心枝强干弱,所以就干脆将伸出去的枝条全数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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