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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电影院沾着“首都”二字,硬件条件好,票价自然也比一般的电影院贵。</p>
他们这里不仅有两毛钱的黑票和三毛钱的绿票,还有四毛钱的红票,不过红票是不对外卖的。</p>
红票又叫外宾席,顾名思义就是给外宾准备的,而且只在放映前半小时卖票,因为怕有外宾临时来的,得预留才行。</p>
林二春狠了狠心、咬了咬牙要买十一张绿票,赵丽带着两个儿子走过去挤过了人群,对林二春说道:“林叔,我们这有两个孩子,可以买学生票。”</p>
陶玉书已经毕业了,陶玉墨今天出门没带学生证,只有陶希文、陶希武两个小的,不用掏学生证也知道是学生。</p>
林二春花两块九买了九张绿票、两张学生票,等从售票口往回走的时候,他竭力控制着心疼的表情。</p>
“来来来,一人一张票。”他满脸笑容的给大家分电影票。</p>
林朝阳盯着手里的绿色电影票,和陶玉书说悄悄话,“绿票。估计老爷子这会儿心疼的直打哆嗦。”</p>
陶玉书忍着笑意轻拍了一下他,“哪有你这么编排自己爹的。”</p>
“自己爹,又不是外人。”</p>
夫妻俩正说着笑话,陶玉墨盯着手上的电影票惊讶的说道:“怎么是四点的票?”</p>
绿票,自然是绿色的,分成了电影票和副券,正中间拓印的是首都电影院的轮廓,右边写着“首都电影院”五个字,左边一行小字是电影院的地址,正下方是座位号。</p>
陶玉墨的票是“楼上8排8座”,上面还盖着红印章,有电影票对应的日期和时间,显示的正是下午四点的时间。</p>
“火呗!”</p>
陶玉成随口说了一句,他的眼神放在休息厅熙熙攘攘的观众当中。</p>
刚才进来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才不到二十分钟的功夫,休息厅里的观众人数明显变多了不少。</p>
这会儿时间还不到一点,距离电影开场还有三个多小时,陶父说道:“这个时间正好可以出去逛逛街。”</p>
众人讨论一番,首都电影院离着西单近,两对老两口依旧去商场逛街,陶玉成夫妻俩带着孩子跟着一起去玩。</p>
林朝阳夫妻俩去西单新华书店看看书,陶玉墨想了想,跟在了姐姐、姐夫的屁股后面。</p>
西单的新华书店开业于五十年代,是燕京城里开业时间仅次于王府井书店的老新华书店了。</p>
不过这里主营各种科技和工业标准书,对于林朝阳和陶玉书这两个文科生来说很不友好,夫妻俩进店看了看便觉得没甚意思。</p>
西单新华书店位于西长安街和横二条路口,夫妻俩顺着横二条往里走,不到三百米,就看见“中国书店”的招牌。</p>
夫妻俩进了书店,横二条里的这家书店是中国书店的报刊集配部,以报刊经营为主,也有古旧书、新书和和字画字帖等商品出售。</p>
林朝阳看到书架上摆的《收获》,突然想起来陆文甫之前写的信,他那部小说应该是在这个月发表吧?</p>
《收获》是双月刊,逢单月25号出版,今年的第一期杂志还没上市呢。</p>
说起燕京的古旧书业,称得上是历史悠久,自明清时期城内便多有以经营古旧书籍为业的书肆,隆福寺、琉璃厂的古书肆交相辉映。</p>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在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等处成立了旧书市场。</p>
在那个年代,出版业还不发达,旧书市场、二手书店在图书市场上发挥了大作用。</p>
西单的中国书店不仅售卖,也收集各种中国古旧书,对于淘书者是个捡漏的好地方。</p>
林朝阳在书店里转了一会儿,还真让他淘到了好东西。</p>
“姐夫,这是什么书呀?”</p>
见林朝阳喜滋滋的抱着满怀的旧书,陶玉墨问道。</p>
林朝阳将怀里的书抱到柜台去结账,对她说道:“好东西!沪上杂志公司发行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全套的。”</p>
二三十年代,国内的古籍出版迎来高峰时刻。当时参与古籍出版活动的力量不仅包括藏书家、图书馆、社会机构或团体刻书、旧书业,还包括新近出现的出版机构,沪上杂志公司便是其中的佼佼者。</p>
这家出版公司成立短短几年,便以“丛书杂志化,珍本大众化”在读书人群体当中博得了无数好评,广受欢迎。</p>
1935年,沪上杂志公司开始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该丛书每星期六出版一种,受到了沪上读者的极大欢迎,造成了不小的影响。</p>
这套丛书本计划出五辑,每辑50种图书,全套共250种。只可惜因战乱缘故,丛书只出完了第一辑的50种图书。</p>
林朝阳知道这套未出完的丛书,盖因其主编是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被遗漏的大家之一。</p>
施蛰存写小说以心理分析著称,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p>
这种风格在三四十年代被称为“新感觉派”,其实与意识流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林朝阳看了不少他的小说。</p>
老同志算是政治动荡时期因文罹难的典型,1957年施蛰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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