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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千年中,中医在医学领域“一枝独秀”。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
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高,被人尊为“药王”。
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倭国、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大宋朝廷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
金元以后,中医开始没落。明清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的另一高峰。
只可惜,自清朝末年之后,华夏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国运衰弱。同时西方思想和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历程。
清末民国时期,那些全面接受西方思想的精英人物,西方最精华的科学技术没学习到多少,回到自己的国家看什么都不如人,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废除古文,废除中文,废除中医,废除一切他们认为可以代表华夏文明的一切,恨不得把自己的老祖宗的根挖断。
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华夏医学史上,我国曾三次发生废除过中医的运动。
1879年,清末国学泰斗俞樾先生在其《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俞樾先生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而俞樾先生的这一倡议顿时得到了晚清一大批学者的响应,比如著名学者严复认为“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也就是“迷信”的质疑。
当你连基本理论都是错误的时候,还怎么能去说建立其上的学科是正确的?
不过相较于其他学者,俞樾和严复已算是较为理性派,比如俞樾先生晚年的著作《医学说》则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废”,虽然他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理性思维,但是“药不可废”依旧表明了那个时代以及一名国学研究者,而不是医学研究者的局限性。
在那个西医尚且存在着很多荒谬之处的年代里,当时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从分子层面去分解中药材,而得出诸多中药才是身体健康最大的杀手的结论。
梁启超就曾激烈的抨击中医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陈独秀更是在《新青年》报上撰文,“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
到了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并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上述两次废除中医运动还只是一部分人的提议,属于个人对中医的反对行为,对中医本身有冲击,但是危害不大。
而后北伐成功,在执行的汪精卫等人的鼓动下,废止中医的主张在1929年2月27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部会议”获得通过。一时间举国哗然。为了挽救中医,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行动,积极与废止中医派周旋,最终保住了“国粹”中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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