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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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