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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7月,对于这个位面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个高歌猛进的胜利之月。
首先,虽然本土已经惨遭核爆的洗礼,东京和大阪沦为了辐射废土,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狂热的日军依然不肯妥协求和,反倒还在7月15日宣布成立战时大本营,举国动员进入战时体制,发誓要将“惩戒支那”的战争打到底!于是,上海红军便在7月17日从善如流地再次送上第五枚核弹,用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作为全世界最华丽的礼花,照亮了京都的天空。
不过,尽管日本人依然死鸭子嘴硬地不肯承认失败,但言论上的强硬,并不能挽回大陆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来自日本国内的援军和弹药物资补给,此时已经完全断绝;而在河南、河北、山东的沦陷区,则是犹如火山爆发一般的暴乱蜂起。
——通过地下党的广泛宣传和日本人的切齿咒骂,全中国各地的很多人,至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城市居民,都已经知道了发生在日本的五次浩劫,还有中国工农红军掌握的“威力巨大之灭国专用核武器”……并且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只要这场战争再打下去,日本很快就会被从地球上抹掉!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铁杆的汉奸,也不能不感到心头打鼓,开始积极想办法为自己寻找后路。
至于那些在前两个月才刚刚投靠日本人的汉奸部队,就更是变得极端不可靠了。
偏偏日本人一直都没来得及进行全民总动员——最初是极度鄙视“支那劣等民族”。而且在全世界的支持之下战局打得很顺,感觉没必要;等到吃了几发核弹之后。国内秩序已经基本崩溃,想要搞总体战也动员不起来了——所以日本陆军建设还在走少数精锐路线,国内的核心兵力也就是一个近卫师团加十七个常备师团,外加“海外殖民地”的朝鲜军和台湾军的一些杂牌部队而已。
结果如今摊上了不按常理出牌的工农红军,倒霉的日本陆军很快就遭受了惨重损失——四个师团在江南战场被打光歼灭,五个师团在国内毁于核爆,三个师团在本土救灾和弹压骚乱,最后的四个师团。十万多兵力,被部署在从黑龙江到到江苏山东的数千里广袤战线上,就跟撒胡椒面似的没了影儿。
更何况,随着日本的故乡逐渐化为辐射废土,身处于中国大陆前线的日军也是日益军心浮动、战斗意志和战斗力一起暴跌——飘散着樱花的祖国都快完蛋了,就算在“支那”打了再多的胜仗又能怎样?
事实上,在第四师团撤回北平之后。从山东、河南、河北到江苏的几十万平方公里战场上,日军投放的全部作战兵力,仅仅剩下了一个第六师团和若干被打散的残兵败将,满打满算不足四万人。就凭这么可怜的一点兵力,不要说发起进攻,就连守住现有地盘也是不可能的任务。必须大力倚重中国的伪军才行。
偏偏随着日本国内的急速废土化,伪军的忠诚度也在急剧动摇,各种哗变、逃亡、叛乱、抢劫军火库和金库之事层出不穷,以至于日军在焦头烂额之余,看着身边这些“支那盟友”的眼神也越来越诡异……
对此。日本战时大本营的唯一对策,就是竭力调遣朝鲜军、台湾军和伪满洲国的军队。支援山东作战——可惜核爆严重干扰了日本的海运,也彻底打乱了军政机关的常规运作,使得调兵行动迟迟不能完成。
另一方面,在得知工农红军拥有能够“一发灭国”,人力根本无法阻挡的超级大杀器之后,国内的各路军阀顿时被彻底吓尿了:面对这种无法抵御的强敌,任何真刀真枪的军事对抗,显然都是毫无意义的;而若是绑着老百姓当人质……这样缺乏技术含量的恐怖政策,在厮杀不休的烽火乱世里,怎么可能会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以及这些军阀手下的部队,在对待红军的态度上,很快就陆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眼看着红军连东洋小鬼子都给操翻了,自己这点小身板还是别硬扛着作死为好。
其中,阎锡山已经向上海派遣秘密使者,探讨易帜改编的价码。而丢光了地盘和绝大部分军队的张学良,更是从洛阳送信过来毛遂自荐,说是可以在收复东北的战斗中帮忙。至于云南的龙云,陕西的杨虎城,四川的刘湘,同样也隐晦地发出了“和平建国”的倡议,把北京和武汉的两个国民政府给彻底无视了。
甚至就连北京和武汉方面,随着时势的急剧变化,同样涌现出了颇多的“通共”之辈。
——从七月上旬开始,被蒋介石派遣去清剿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纷纷不听号令,屯兵不前,甚至陆续哗变倒戈——在看到了日本陆军大败亏输,日本帝国化为焦土的惨状,又被地下党工作人员开出了三百万美元一个师长,二十万美元一个团长,五万美元一个连长的超级天价之后,由“市场经济原则”组建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很快就相继果断地卖身投降,然后数着钞票筹划着出国当寓公了。
虽然这种民国时代盛行的“银弹攻略”很掉节操,但却性价比颇高,甚至让人有些上瘾——没办法,对于拥有现代世界各国政府这个超级作弊器的穿越者们来说,别的东西可能会有点缺乏,只有钞票这东西绝对是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每一张都真得不能再真。如果真能用一堆“货真价实”的外国钞票,直接回避战火,买来全国革命的胜利。那代价可绝对要比挥霍子弹和人命来得便宜多了。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随着日本帝国逐渐变成辐射废土。日元钞票也在逐渐变得跟废纸等价,不管拿到哪里都会被拒收,让小鸟游真白前首相感到十分惋惜。
在七月份的湖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已经退缩到了江汉平原一线,即使是最死硬的铁杆反动派,眼下都只敢困守几个据点,根本没有主动攻击红军根据地的胆量。哪怕被硬逼着主动出击,也都是温柔得如同绵羊一般。慢慢腾腾,不温不火,而且稍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地全速缩回来,让身在武汉的蒋介石大为恼怒,到处打电话发电报越级指挥部队,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混乱和崩溃,也导致了官兵的更加离心。
这样一来。大别山上的徐向前部立即压力剧减,在七月份接连打了好几个翻身仗——日军兵力极度短缺,在前线只能用几个中队来应战数万红军,结果自然是每战必败。而伪军的战斗力则随着日军的崩溃和地下党收买力度的加大,令人瞠目地屡创新低。甚至出现了伪军一个师向红军一个排缴械投降的大笑话。
到了七月底的时候,徐向前的部队已经兵临合肥城下。准备跟粟裕在淮河沿岸会师了。
而在湖南,革命形势更是一片大好——**亲自率兵重返故乡韶山,发动农会组织大起义,打通跟江西苏区之间的交通线。贺龙在湘军里的老同事们,一个个腆着脸排着队前来讨论易帜之后的待遇问题。就连困守省会长沙的国民党黄埔嫡系,也在挨了几顿火箭炮和飞机航弹的狂轰滥炸。又受到红军战士们“核弹屠城”的威胁之后(纯属放嘴炮而已),绑了长官薛岳和蒋介石刚刚任命的湖南省主席出来投降。
这样一来,到了七月中旬,长沙、广州两座省会相继光复。七月下旬,南昌也再一次飘起了红旗。
虽然凭着退入长江中上游的美英日三国浅水炮艇,还有国民党海军船舰提供的火力支援,九江和岳阳这两座内河港口暂时依然掌握在国民党顽固派手中,使得江西和湖南的红军无法光复全省,但随着上海红军舰队的逐步沿江西进,全靠“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国民党海军,也已经没剩下多少日子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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