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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和交流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而后又有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现在,胡适站出来,问中国文学的正宗在哪?过去我们一直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注经、解经为学术的正宗。但是中国文学也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间的、是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演义小说。
如果白话文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一下子中国文学史就要重写了。现在回过头看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在当时读书人心中的颠覆性,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现在,文字很容易的普及,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读大部头的书,真应感谢胡适那一代人给杀出的路子。
也正是等到胡适开始讨论白话文以后,《新青年》的影响才逐渐大了起来。
年月日,正在纽约忙着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月号的《新青年》杂志,非常高兴地看到陈独秀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极赞同”。
前边说到过,此时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对北大进行改革,求贤若渴。陈独秀被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马上向蔡元培了胡适。蔡元培也读过胡适的多篇文章,特别是开先河的《文学改良诌议》,对胡适可谓是惺惺相惜,两人一拍即合。
胡适呢,正求之不得,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年月日上午时,胡适平安抵达上海,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
在上海处理一些事务后,胡适于月日回到故乡绩溪上庄。他出国时太过匆忙,来不及向母亲告别,母子俩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面了。
北大月初才开学,胡适得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家里陪伴母亲,走访亲友,并到江村未来岳丈家,希望在婚前与江冬秀见上一面,但未能如愿。
胡适在上海时就给母亲写信,希望这次回家暂不成亲,等到北大安顿好之后再定日子。月日,胡适离开家乡,日到上海,日到达北京。
胡适回国后,曾对上海的书店和故乡教育等进行考察,于年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归国杂感》一文,表达了对离别七年的祖国的失望“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文中说自己刚回到上海时,朋友请他到大舞台看戏,出来后胡适对朋友说“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外表装饰都变了,但演戏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这自然也暗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跟胡适出国前也没有多少分别。刚回国的胡适深切感受到再造文明的压力和责任。
年月日,北大正式开学。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
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岁。
开学那天,胡适应邀作《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说。
月日,北大正式开课,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门课,每周个小时的课程,月薪元。他最初暂居北大教员宿舍,后搬入朝阳门南竹竿巷,与同事兼老乡高一涵合租一处房子。
刚到北大的胡适,虽然由于提倡文学革命而声誉鹊起,但要在国内的最高学府站住脚跟,却并非易事。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以浙江人为主的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从旧学方面讲,太炎弟子们大多有所专攻,非胡适所能及。胡适到北大,很大程度是由于陈独秀向蔡元培的举荐,两人在文学革命上的共同主张是陈独秀举荐胡适的主要原因,但同为安徽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胡适到北大首先面对的不是北大教授们学术上的压力,而是如何在课堂上让北大的学生信服满意。
据当年北大学生回忆,胡适到北大后不久,曾在大礼堂讲墨学,“反应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适,偏偏要讲中国哲学史,这难免引起学生的怀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当年的北大学生顾颉刚也是抱着这种想法去听胡适的课的。
本书第三卷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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