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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军阀在复辟时期,采取观望态度。力求先看清风向,然后再表明立场。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在接到北京伪谕的当时,都曾吩咐电局暂勿公开,以免别人问及他的态度时难于置答。
张作霖则以“奉天地位特殊不便表示态度”。
另外有一些军阀,没有多加考虑,过早地表示了赞成复辟的态度。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即到清宫叩谢圣恩,并向“当朝宰相”张勋递了一张门生帖子。
复辟消息传到安庆,安徽省长倪嗣冲长期住在蚌埠,政务厅长秋豫要发电报向蚌埠请示。倪回电叫他即日张贴黄榜,宣布伪谕,悬挂龙旗,改称“大清帝国”,改用“宣统正朔”,并且说本人就到安庆来“接旨谢恩”。七月二日,安庆、芜湖、蚌埠、大通一带龙旗招展,蚌埠出现了“安徽巡抚部院倪”的布告。
但是,这不妨碍他在讨逆军中担负要职。
复辟消息传到福州,福建督军李厚基即刻打电报向溥仪“谢恩”,自称“福建巡抚臣李厚基百拜上言”。
随即拨款五千元修建久已辟为市场的“万寿宫”,重刊青石万寿碑,并定制大批龙旗。
七月三日,福州日本领事到军署来请李表示对复辟的态度,李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采取君主制度的必要,从此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关于这个问题,徐州会议早经决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
可就在第二天,日本领事在另一宴会上遇见了他,他又大骂张勋不识时务,本人誓死拥护共和。
李厚基(1870年—1942年),字培之,江苏丰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初为直隶总督署卫队管带,后历任北洋军第二镇管带、标统,第四镇第七协协统。辛亥革命时,参加进攻武汉。民国建立,改称第四师第七旅旅长。一九一三年进兵上海镇压二次革命,任吴淞要塞司令。同年带兵入闽,历任福建镇守使、护军使。一九一六年投靠皖系,任福建督军兼省长,参加督军团活动。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民政部大臣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写了一道“谢恩折”说:“天道无往而不复,人心久乱而思平”。
到七月六日,原已附逆的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看见风向不对,为了立功赎罪,把朱家宝赶走。
杨以德(1873—1944),字敬林,绰号杨梆子,天津人,祖籍山东。杨年幼时家道中落,生计艰难,曾就食于盐商杨绍溪家,担任守夜打更等杂务。一九零二年任天津火车站东站检票员。一九零六年,被任命为探访局总办。
民国初年,出任直隶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是一九一八年杨三姐告状一事和一九二零年逮捕爱国学生,取缔天津学生联合会一事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到伪谕后,除专折“谢恩”外,还派副官长初连甲赶回长春代他宣布接受“吉林巡抚”;同时,解除了吉林省长郭宗熙的兼摄督军,改派镇守使高凤池代理“吉林巡抚”。
但是到七月七日,孟又电请郭宗熙继续兼摄督军,并且痛斥初连甲假窃名义,招摇撞骗。
绥远旅长王丕焕在拒绝蒋雁行回任而自立为绥远都统后,曾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他接到伪谕,就“率同绥远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思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
后来因复辟失败得太快,他附逆有据,乃予以撤职处分,并派蔡成勋继任绥远都统。
七月六日冯国璋通电宣布代理大总统职务:
“黎大总统不能执行职务,国璋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谨行代理,即于七月七日就职。”
外交总长伍廷芳携带印信赴上海,暂借上海交涉公署办公。通电各埠使领,声明北京伪外务部文电无效。
民国六年七月六日,讨逆军西路集中芦沟桥,东路由廊房开进到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便陷于腹背受敌的情势。
张勋命令辫子军把丰台铁路破坏以阻止讨逆军前进,引发外交团的抗议。他们根据《辛丑条约》中“京津铁路行车不得中断”为理由,派兵保护,修理车轨,恢复通车。这无形中支持了讨逆军。
张勋只带了辫军五千人北上,这点儿人马用于开战如同儿戏。
为了壮大声威,只好拉来非辫子军打头阵,辫子军则押后督战。
七日他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开赴丰台驰援,由辫子军二营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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