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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旅京同乡曾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两度向国务院请愿,要求罢免王占元。
靳云鹏对请愿的人说了实话“王占元问题按律应当予以罢免,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办不到。”
这样一来,鄂人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军“援鄂”上。
湘军高级将领宋鹤庚、鲁涤平等一直在极力鼓吹“援鄂”,赵恒惕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最忌惮的还是吴佩孚。
这一天,赵恒惕找来了一个曾做过吴佩孚副官,后来由吴的介绍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一起商讨吴对湘军“援鄂”会采取什么态度。
葛认为王占元与吴的关系日益疏远,吴不会拔刀相助。赵于是派葛到洛阳去见吴,探求吴的态度。葛去后没有回音,赵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见吴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回长沙来。
这时主张“援鄂”的宋鹤庚、鲁涤平等抢先一步把萧找来,叫他用假情报回报“老总”(当时大家对赵的尊称),只说吴不反对湘军“援鄂”,但因为和王占元同属直系,不便公开赞成,只能是默许。
七月二十日,湘军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最终通过了出兵“援鄂”。
会议推举赵恒惕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
湘军出兵计划是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
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湖北自治政府随即发表宣言,宣称驱逐王占元后,即借镜湖南,制定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实现。
湘军也发表宣言说援鄂的军事目标只在驱逐王占元,驱王后“鄂事将还之鄂人”。
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旗号“湖北自治军”,司令是夏斗寅。
已经得知湘军进兵计划的王占元,派出了前敌总指挥孙传芳,面对湘军三个进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也作好了厮杀的准备。同时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夏斗寅和孙传芳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些名气之人。
夏斗寅(-),字灵炳。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东木区搁船山村夏家垸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夏斗寅的父亲是穷苦农民,在儿子出生后不久,突然病故。
母亲梅氏白天上山拾松枝做灯火,夜间帮人织麻纺线,为乡邻缝补浆洗,纳鞋搓衣,赚得少许钱粮供夏斗寅上学读书,维持生计。
夏斗寅十三岁时母亲又抱疾离世,他生活困窘,学费无着,赖祖父母抚养成人。
十五岁的他背井离乡,随族兄夏慕云浪迹至武昌。
一九零一年入湖北武备学堂半工半读,一九零四年毕业后分配在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二标队从军。由于身高貌正,当了标队官。随后又任大队队副。
一九零六年加入共进会。一九一一年率部参加了武昌首义。任新军第三十二标第二大队副队长,参与进攻督署。旋任民军第一混成协营长,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北伐左翼军督战官,曾参加汉口刘家庙等战役。
一九一二年二月湖北新军裁编,离队回家乡开茶馆,因经营不善倒闭。
不久去河北保定,会晤麻城同乡张森于保定军官学校,经张介绍至山西大同,投晋北镇守使张笃伦(湖北安陆人)营,又从士兵干起。因表现突出,从班长、排长升任卫队营机枪连连长。后随张笃伦返鄂,张任鄂军第一师石星川部参谋长,夏斗寅任该师第一旅第二梯团掌旗官。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石星川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在鄂西(宜昌、荆沙)树起湖北靖的旗帜宣布独立。由于夏斗寅从军后英勇善战,,深得石星川赏识,提拔他担任工兵营营长。
不久湖北督军王占元令吴光新部旅长朱廷忏进剿石川星部,两军对峙于宜昌磨盘山。经过一周激战,石部全军溃败。夏斗寅骑马星夜向沙市逃奔。
途中,见一水田中有一口大皮箱,他与一贴身卫兵抬到田边打开一看,竟是满箱钞票。于是他将大皮箱搬上战马,徒步护行。
石川星部残兵纷纷自沙市渡江而逃,夏斗寅灵机一动。
扯起了一块红布做团旗,并大呼“跟我走吧,我这里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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