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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政潮动荡。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则坚决不肯继续代理国务总理,总得有个结果。
徐世昌虽然见多识广,面对这样的时局,也不知所措。只能请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
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这当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对这件事已经不感兴趣。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非法国会所产生的“总统”。
为了控制政局,三月十二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
无论如何,不能长时间的无政府,便于四月八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
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世昌有四点考虑: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和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但当周自齐出任国务总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此说法有法理根据,逼着徐世昌于四月九日倒填八日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
这一手更糟糕,不过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无一点帮助。
直奉双方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样的缓和,而是越发剑拔弓张。
西方国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
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
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大量驻军。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
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这些列强显然有些偏向直系。
徐世昌和北洋的元老对局势已经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皖系便可以重整旗鼓。
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四十九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佩孚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
这两位山东军人是有渊源的。
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
十二年后卢虽贵为浙江督军,可吴佩孚已经是两湖巡阅使。
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虽然通电附和,但也有这样的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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