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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重逢
一个上午,王元庆抽了两包烟。
将空烟盒捏瘪之后,王元庆在身上摸了一番,又在办公桌上找了一阵,最终从烟灰缸里挑出了一根还剩下半截的烟头。点上抽了两口,王元庆的情绪平静了很多。
“烟抽多了没好处。”
吐出青烟,王元庆朝坐在对面的纪佑国看了过去。
几个小时下来,纪佑国除了偶尔喝两口茶之外,一直稳如泰山,王元庆不得不佩服纪佑国的定力。
“既然局势在你的掌控之中,就没有必要担心什么。”
“可是……”
王元庆刚开口,门被敲响了几下。
一直守在外面的军情局特工推开门,在门边说道:“元首、纪老,刘副局长十五分钟后到。”
“好的,我们十分钟后下楼。”纪佑国替王元庆做了回答。
特工点了点头,出去拉上了门。
王元庆立即站了起来,拿起丢在沙发上的外套。
“急什么?”纪佑国看了王元庆一眼,说道,“这么多年了,你的这些缺点还是没有改掉。当初你也比较性急,特别是在面对重大事情的时候,总是耐不住。我以为,在广西工作五年,在中央工作九年,能让你改变很多,没想到,你还是没有改掉。”
“纪老,我……”
“当大局者,必须做到处乱不惊、遇险不惧、临危不乱。”纪佑国叹了口气,说道,“不过,你已经比以往好多了,至少懂得如何处理国内矛盾。”
王元庆苦笑了一下,在纪佑国面前,他觉得自己矮了一截。
“听说,你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证据是有,只是还不充分。”王元庆灭掉了烟屁股。“李存勋亲自审讯了索祥隆,拿到了叛乱份子名单。按照计划,将在行动中掌握更确凿的证据。军情局做了全面部署,随后还会对涉嫌人员进行审讯。”
纪佑国沉思一阵,说道:“听说,你在此之前拒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逮捕叛乱份子?”
王元庆点了点头,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不想破坏由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纪佑国猜得很准,看了王元庆一眼,说道,“这么做无可厚非,但是你想没想过,处理国家大事与法制工作根本不沾边。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国家计划发动针对共和国的战争,你会不会在掌握了确凿证据之后再做出战略反击的决定?”
“这是国内叛乱,不是对外战争。”
“结果却一样。”
“结果不一样。”王元庆回答得非常果断,“国内叛乱,我们要将枪口对准自己人,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叛国集团不是自己人,但是要将叛国份子绳之以法,杜绝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必须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对外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国家间斗争本来就没有法理可依,靠的是国家实力。如果哪个国家对共和国构成了威胁,或者已经危害了共和国的安全与利益,即便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也有理由将其打垮!”
纪佑国微微皱了下眉头。
“纪老,我不是说你说得不对,我只是认为不应该擅用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王元庆叹了口气,说道,“在广西工作五年,我的最大感触就是,民众已经对政府的改革行动失去信心,甚至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当时我也不明白,但是在我到广西各地考察后就明白了民众的想法。不可否认,改革让我们走上了强国之路,可是在政治体制不改的情况下,改革只能让少部分当权者与掌握了社会资源的人从中获益,民众得到的只是残羹剩饭,有的时候甚至沦落为改革的牺牲对象。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不但要强国,还要富民。如果当改革违背了这个目的,那么是改革的错了,还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纪佑国的神色变得更加凝重了。
“虽然我不敢断言我的做法是对的,但是我相信,必须改变现状,才能使改革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王元庆看了纪佑国一眼,说道,“回到中央,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要达到改革的目的,除了推动经济发展,更得完善社会制度,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的好处,让更多的人支持改革。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分配制度,让社会资源的分配变得更加合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让民众获得制订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力。社会游戏规则就是法律,只有当法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才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而要让民众参与法律的制订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的政治制度,让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发表政治见解,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纪佑国微微点了点头,这套思路他也非常熟悉。
“当然,我不否认世界本身的不公平性,不可能建立绝对公平的社会。”王元庆端起茶杯,贪婪喝了几口,说道,“公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公平是机会上的公平,不是待遇上公平。决定机会公平的主要因素不是经济权利,而是政治权利。推行政治改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强化法律的约束能力,二是调整政治权力结构。为了前者,作为当权者,我们必须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如果连当权者都把法律当作儿戏,还能指望其他人遵守与尊重法律吗?为了后者,我们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甚至剥夺政府的权力,让民众成为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而不是被统治的对象。当然,这涉及到国家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在我看来,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暴力工具’的性质正在淡化,作为‘公民权利平台’的色彩逐渐强化。也就是说,国家是由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期、为了共同目的建立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特殊社会体制。国家的基本职能不是代表某一部分人去统治、镇压另外一部分人,而是让组成国家的所有人都有参与制订游戏规则、发表意见、申明主张、获取利益的权利与机会。在此情况下,政府只是代替组成国家的公民行使管理国家、维护社会、抵抗外敌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凌驾于民众头顶上的权力机构。只有让公民获得国家的权力,才能对政府的权力形成制约,也才能够让政府由统治者变成服务者。为此,我选择了从基层改革的路线。我也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愿,而是历任领导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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