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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闽人办闽事”,不但没把事情办好,还间接地把北洋舰队变成了“福建帮”。刘步蟾、林曾泰这班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将领,拉帮结派,一面架空提督丁汝昌,一面排斥舰队“总查”琅威理。
琅威理是英国人,赏提督衔,总责北洋舰队训练。这是一个有真本事的,却因性格刚烈,治军严明,闽籍官佐素以之为苦。矛盾累积,终于爆发了“撤旗事件”。
1890年初,北洋舰队泊香港过冬。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一部出巡南海;3月6日,右翼总兵刘步蟾突然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以宣示代行指挥舰队。
琅威理质问刘步蟾,丁提督虽然不在香港,但我这个“副提督”还在舰队里,怎么可以降提督旗?二人争执不下,官司打到李鸿章面前。李中堂说,北洋舰队哪有什么“副提督”啊?言下之意自然是支持刘总兵。
朗总查大怒,愤然去职归国。
英国政府也很恼火,拒绝李鸿章另聘英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旅顺港顾问诺加,同时宣布,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
这是北洋舰队的命运转折点。琅威理去职后,舰队训练废弛,纪律松懈,军官携眷陆居,士兵去船以嘻,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四年后,李鸿章、刘步蟾等,终于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撤旗事件中,李鸿章之所以支持刘步蟾,根本原因,是朝廷上下对英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关卓凡认为,英国政府接受中国留学生,向中国派出顾问人员,固然希望增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但并无籍此控制中国军队之意。这一类事情上,英国人的行为。还是职业的,是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
而我们疑神疑鬼,不肯予客卿真正的信任和礼遇,即不肯真正地自居于学生的地位。如此,又怎么能够真正地学出师来?
后世居然有人认为,“撤旗事件”中,李鸿章、刘步蟾等人,“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真是不知所谓!
历史告诉未来,原时空告诉本时空,请问,关卓凡该怎么办这个福州船政局呢?
首先,关卓凡建议左宗棠带日意格、德克碑两位去西北。“以为強助”。左宗棠是晓事的,答应了。
调开法国人之后,我要用英国人了。
船厂的营运模式,还是用左宗棠当初筹划的路子,聘请洋员总责管理和技术。中国人跟着当学生。这条路子,和上海自贸区船厂的“外资独资”颇有不同。关卓凡认为,第一,两条腿走路是必要的;第二,分工上,自贸区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大型船只,马尾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小型船只。即先易后难,技术学到手了,再由小船而大船。
马尾船厂的洋监督、洋技师,关卓凡没有费心自己去找,而是直接请英国政府予以推荐。
正常情况下,政府拥有的资源总是最多和最优质的。关卓凡相信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职业操守”,不会给自己塞假冒伪劣。何况,自贸区船厂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为了拿下上海的船厂,英国人也得在福建的船厂上落十分的心思。
关卓凡在欧洲的资源。比不了美国,虽然也有花旗洋行的欧洲司,但卢卡斯毕竟是普鲁士人,和英国终究隔了一层,而福州船政用英国人是既定的章程。卢卡斯的任务,是对英国政府推荐的人选,进行“背景调查”,做最后“把关”。
船政学堂呢?
第一,要完全独立于船厂。
原时空船政学堂的设立,初衷是为船厂准备人才——这个眼界太狭窄了,使船政学堂沦为船厂的附属,船政学堂办得不伦不类,相当程度根源于此。船厂只能作为学堂的一个“实习基地”,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
第二,船政学堂自身再一分为二。
原时空的福州船政学堂,本来就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教授造船、轮机、设计,“后学堂”教授航海及驾驶。这“前学堂”也罢了,知道是教船舶制造的;可是这“后学堂”,您看得出是一间海军学校吗?
怪不得教出一班奇奇怪怪的学生来呢。
分开分开,本时空,“前学堂”易名“福州造船学堂”,“后学堂”易名“福州海军学堂”。
一,部分教师,两校可以共用,但体制上,两校完全独立,互不相属。
二,名实相副,造船的就叫造船,海军的就叫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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