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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丈,那个人在冲咱们喊什么呢?他是大官吧?”金河号距离那艘高大的楼船越来越近,已经能看清楚对方甲板上的人了。此时楼船的三层楼顶上正站着一群人,其中有位穿紫袍的,看上去应该是文官,但脑袋上却带着一顶头盔,不伦不类的。
“甲板炮抬高两度,瞄准楼顶那群人!底层舰炮调低一度,瞄准水线下的位置!准备……左舵五……开火!”洪涛不认识赵范,他觉得站在楼顶冲着自己指手画脚的那个家伙说不定就是。既然要打,那就往死里打,一个死了的敌人永远比一个活着的敌人好处理。光是击沉这艘船不足以制对方于死地,干脆把甲板炮和霰弹也用上,打不死他也得喷死他!
楼船上的人确实是赵范,他去年就把水师的指挥权拿到手了,在他看来,陆地上的蒙古人很难再发动进攻,与其在襄阳待着啥功劳也捞不到。不如来指挥水师,欺负欺负蒙古水师,好歹也弄个护驾有功啥的。至于说他一个陆上将军能指挥水师作战吗?他懂水师作战吗?这就是南宋朝廷的昏庸之处、可恨之处。
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文官。都可以指挥军队作战,甚至比那些粗鄙不堪的武将指挥得更好。因为他们读书多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没理由比不上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武夫。要是打了败仗当然就是手下的武将不听指挥。连累了自己;如果打了胜仗必须是自己这个主帅指挥得力,然后是官家决策英明、最后才是三军用命啥的。
去年刚接手水师的时候,就赶上了蒙古水师小规模南侵,双方在长江口打了一仗,然后赵范就发现同陆地上的蒙古兵将比,蒙古水师要弱得多,尽管他们的船只比较大,但战法生疏,最终还是被打了回去,他这个刚上任的水师主帅还获得了不少战绩。
那时候赵范觉得自己来当水师主帅这个决定真是太英明了。只要蒙古水师再来一两次,自己能守住长江口和钱塘江口不让他们进来,就是大功一件。事后再找一些关系不错的文人墨客帮自己吹嘘吹嘘,那必须是当代的岳飞啊,国之栋梁!有了这个功绩和声望,自己就能和郑清之一伙斗上一斗了,自打这位宰相带着皇帝见了那支所谓的金河湾人的船队之后,也不知道被灌了什么迷魂汤,居然开始大力整顿厢军,还弄了什么建设兵团、开办水泥厂。
这就太不应该了!建设兵团可以弄、厢军也可以整顿、水泥厂也可以开办。但这一切怎么可以由皇帝和宰相一手把持呢?你们把活儿都干了,要我们这帮大臣干嘛用?而且这里面的巨大利益居然也不分配分配,这还叫什么和士人共治天下?干脆叫和商人共治天下得了!
士可忍孰不可忍!郑清之和官家现在伙同在一起,还蛊惑了不少言官替他们四处吹捧。搞得朝廷里都快成一言堂了,像自己和弟弟赵葵这样忠于大宋的重臣越来越没有出彩的机会了。于是他和他弟弟就开始和朝中一些有识之士订立了攻守同盟,大家一定要起来斗争,和皇帝斗、和宰相斗,你说东我非说西。什么对国家有害没害、什么对人民有利没利,那些都是旁枝末节。只要站住了大义这个道德制高点,就能把一切人打败,连皇帝也一样。大义是啥?当然是士人阶层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自己的利益,因为自己就是士人阶层的重要代表之一嘛。
但这次和皇帝的斗争好像没以前那么容易了,朝中出来了几个大臣和皇帝站在一起,比如郑清之、比如吴潜这样的。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白白披着一身士人的皮,却干起了商人的活儿,整天念叨国库充裕了多少、花费少了多少、水泥厂对北方防线和水利建设如何如何有利,却忘了一件事儿、一件最重要的事儿!
就算国家建设得再好,如果不属于士人阶层,有什么意义呢?用后世的话说,这些人的屁股坐歪了!立场出了问题。不管谈论什么问题,只要把这个大帽子往对方头上一扣,好像真理就全在自己这边了。国家是士人阶层的国家,不是所有人的国家,国家好不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它属于谁!
这些人为什么会突然转变立场了呢?赵范认为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洪涛!自打他出现之后,先是在广州那边搞什么海峡公司,带着一大群商人跑海商。跑海商自己不反对,自己家族里也有人跑,但这种模式赵范很反对。怎么能让商人自己做主呢?应该由他这样的士人代表来统领嘛,不管会不会经商,立场要坚定!
现在好了吧,那些商人越来越过分了,有了钱不拿出来供奉自己这些社会精英不说,还弄出来什么报纸,卖得到处都是,连临安城里都能花几个铜板买到。上面不光有做买卖的事情,还讨论起朝廷政务来了,说得头头是道。最可气的就是他们居然自己建学校,不再教授圣人教化,而是专讲什么经商、数术和航海的知识,这不是舍本逐末嘛!没有了圣人教化,还要自己这些人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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