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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辫子军奉张勋的命令,部退入北京内城,集中于天坛、紫禁城和南河沿张宅三个地区。
原驻北京城外的第一师第一旅张锡元部,乘势攻进了朝阳门。
张锡元(1870-1941),字嘏民,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
毕业于保定军官学堂,后任定武新建军教习。宣统三年(1911年),任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第五十八标标统。同年十月,参与镇圧武昌起义,因功升第二十九混成协协统。
民国元年(1912年),混成协改组为混成旅,张锡元仍任二十九旅旅长。同年十二月,升任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民国三年(1914年),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同年九月,改任第九师师长。民国五年(1916年),改任京畿歩兵第二旅旅长。
讨逆军没有积极进攻北京,是怕巷战让这座古城毁于炮火,段祺瑞打算通过外交使团斡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七月八日。段祺瑞派汪大燮、刘崇杰入城和各国公使接洽,请其转达张勋,提出了以下四项停战条件:
(一)取消帝制。
(二)解除辫子军武装。
(三)保张勋生命。
(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同时派傅良佐、曲同丰入城办理遣散辫子军事宜。
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把讨逆军的条件转达给张勋的伪外交部,力劝张勋接受,并表示各国愿意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
张勋虽眼见大势已去,但还幻想着身而退。想通过外交关系,率领辫子军安地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他大概是想效法袁世凯,皇帝做不成转回头再做总统,张勋如今复辟不成,也想回徐州还去当大帅。
为此,张勋和雷震春、张镇芳联袂向溥仪提出辞呈,溥仪小傀儡皇帝当然批准。
同时发表伪谕,以徐世昌组阁,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理。这当然也是张勋的主意,可以从张勋的通电中看出:
“复辟一举,声气相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胞各省多预共谋,东海(指徐世昌)、河间(指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写及,列诸计划之一。……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指王士珍)暂行接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据说此间还有戏剧性一幕:
张勋请辞时,提请清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
宣统说:“黄金万两便是四十余万元,我即位不过七天,给你四十万岂不是花五万元一天买个皇帝做?”
张勋听后很不高兴,便说:“陛下自从辛亥退政后,六年以来,老臣先后报效不下五十万元,我今天来要黄金万两,这也不算过分吧?”
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四百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
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从外交团处接到段祺瑞解决时局的四项办法后,张勋用四句歌谣来作答复:
“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
有人问他怎样对清室作一个交待,他大声地说:“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复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干垮了拿我一个人受罪。这件事本来和清室不相干,干成了,小皇帝安坐龙廷,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
张勋想把北京的事完推给徐世昌和王士珍。他认为这两个人,一是北洋派的元老,一是北洋派的重臣,有他们出来负责,北洋派的人心里会舒服些。同时,他直觉地认为北洋派并不反对复辟,而是反对他一个人包办。如今他把北京的善后交给徐和王,北洋派的人自不会赶尽杀绝,当然会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回徐州。
他确很痛心和后悔,感到自己是被一些军阀们出卖。他的打算是不论维持“大清帝国”,还是恢复中华民国,都让徐世昌他们去搞,自己越早脱离北京这个是非窝为佳。
张勋一再打电报,一再派人到天津来迎接徐“相国”到北京来辅政。但是,徐在这个时候怎还会跳火坑呢!
不过他却有信给清室的“内务府大臣”世续,表示他对清室的关心,信上说:“复辟一举,张绍轩以卤莽灭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元济。现在外兵四逼,张军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义,则为保卫圣躬,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优待一事,自必继续有效。昌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注:此处指讨逆军),仍当竭力维持,以尽数年之心志。俟京中略为安宁,昌即来京,共图维系。”
张勋复辟失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热衷者站出来为张勋说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趸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烈烈轰轰之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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