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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是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特设数学附生额,因他擅长算术,考中秀才。后返回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军事。
冯国璋经过刻苦努力地学习,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建立军功,出人头地,于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进入聂士成军中效力。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国璋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及至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
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他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国璋亦因此大长才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士成又转呈袁世凯。
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国璋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与冯国璋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
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即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鉴于新建陆军初创,在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十二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
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赤心辅佐,使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冯国璋也因得袁世凯重任而一路高升。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军界,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在军中,冯国璋往往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而出类拔萃。
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在护国反袁中,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
不仅如此,冯国璋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国人民之意思。
也就是说,无论动机如何,为保卫民主共和,冯国璋是有贡献的
冯在总统任内一心想谋求和平统一,这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政治方面却基本上是个榆木脑袋。他号称是“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狗”,还真有点忠犬护主的劲头儿。在战场上他只想着打胜仗,保住清王朝,根本没领会东家袁世凯的政治意图。出发前袁世凯给他的六字箴言是“慢慢走,等等看”,可他到了武汉就一鼓作气连下两镇。
冯国璋一生,最受谴责的是在镇压武昌起义时火烧汉口。那一年的十一月一日,冯国璋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三十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
孙中山去武昌凭吊首义之城时,被烧毁的汉口还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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