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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段祺瑞的北洋军攻到山西之前,河南的杨王鹏部就已进抵潼关,但由于共和军支援的大炮尚未运到,因此只能顿兵关下,等待大炮和炮弹,湖南的共进会武装则在湖南都督孙武的指挥下攻进贵州,但也因共和军支援的大炮尚未运到,不得不在沅州一带休整。
现在共和政府三路讨伐大军中,就只剩下赵北指挥的第二军尚未全面发动,此举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不仅袁世凯来电催促,就连正在上海召开的共和制宪会议也拍来电报,对共和军行动迟缓提出质疑。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赵北的信条。
虽然舆论有些急噪,但共和军依然是不动如山,有条不紊的筹备着出征事宜,原本领军驻防湖南岳州的吴振汉已经奉命调回武汉,西征军出征之后,他将全权负责湖北军事,民政事务则由黎元洪和议院处理。
在蒋方震的帮助下,共和军的总参谋部已完成了编组,蓝天蔚依然是总参谋长,蒋方震作为副总参谋长兼高级军事顾问跟随赵北左右,随时为总司令提供军事咨询服务,再加上汉阳兵工厂已经赶制出一批应急步枪,并装备了部队,征集的民船也全部整装待发,准备炸毁礁石、清理川江航道的工兵部队也备下足够的炸药,香港请来的潜水员也已逐渐适应了当地的饮食……西征的方方面面都已做到万无一失,就等总司令一声令下了。
不过在正式出征之前,必要的政治动员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仅要动员军队,还要动员国民,要让国民明白,共和军是在为国民而战。
因此,在做好了军事准备之后,赵北以湖北都督的名义正式颁布了两部刚刚由省议院表决通过的地方性法律,一部是《民意代表保护法》,这部法律规定,所有的省议院议员和地方自治会委员均受法律之特殊保护,没有议长或总司令的批准,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逮捕,换句话说,议员和自治委员在任期内享有司法豁免权;另一部法律是《小农田赋蠲免法》,这部法律承诺,对于拥有土地不超过五亩的小农家庭予以免除田赋的优待,只有当每户所拥有的土地总数超过五亩才会被征收田赋。
国民的动员完成之后,才是军队的动员。
现在,总司令正在兵工厂礼堂召开临战前的最后一次全体高级军官会议,部署方略,强调军纪。与会的人除了军官之外,还有兵工厂、钢铁厂和被服厂的负责人,以及那些千里迢迢赶来采访共和军的记者,这也是一次新闻发布会。
赵北没在会上说多少话,该讲的早已在前几天讲过,今天的会议实际上就是一场做秀,提高共和军的知名度。
会议实际上是由张激扬主持的,这位时政宣讲员总代表站在演讲台上,对着那些记者滔滔不绝,讲演稿也是赵北亲手修订过的,从作战的目的到军队的纪律,从作战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到国外的局势,都讲得一板一眼。
此次西征,赵北打算动用两个师的共和军部队,此外,再加二十个大队的革命卫队,总兵力超过七万人,六万杆步枪,二百门各式大炮,可以说是倾尽全力。四川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矿产资源丰富,进可攻退可守,赵北是志在必得,若不是还顾忌着有人趁机来抢他的湖北地盘,恐怕他会将四个师的共和军调进四川作战。
虽然只有七万人西征,但总参谋部公布的西征军总兵力却是十一万,至于共和军的总兵力,则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五万”,所谓“兵不厌诈”,这既是向四川的赵尔巽示威,也是向其它势力虚晃一枪,免得总司令带兵入川的时候有人来抄他后路,湖北可是赵北苦心经营的第一块根据地,不能让别人抢了去,为了虚张声势,赵北甚至将当年董卓那一套把戏拿出来练了练,晚上把兵派到东边,白天再把兵绕个道从西边调回来,以此迷惑记者和细作。
“诸位,蒙共和政府信赖,鄙人被委任为此次西征总指挥,肩负重任,不得不慎重对待,虽知川道之难堪比登天,却不敢贪图安逸,作为第二军军长兼西征总指挥,我将随先头部队冲过夔门!”
在张激扬讲完之后,总司令又站在了讲台前,慷慨了几句,趁着记者们还没回过神来时,又将手一挥。
“现在,我宣布,共和军西征部队誓师时间为下午两点整,誓师地点,武昌城外鲇鱼套!”
公元1909年3月3日,共和军于武昌城外鲇鱼套誓师西征,七万大军水陆并进,杀气腾腾向夔门扑去,“征川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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